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的读后感10篇

2019-03-08 10:15:06 标题分类:读后感 关键词:美文读后感,美文观后感,美文游后感 阅读:475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的读后感10篇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是一本由黄豪杰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订价:32.00元,页数:242,特经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各位能有辅助。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一):告知你台湾“土改”的究竟

  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对于克复后台湾区域发展履历的研

  究,都不能忽略一九四九年开始的地皮改革及厥后续的农业发

  展。地皮改革的完成,有助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带来了稳

  定的农村社会秩序,奠基了台湾农村回复的基本。一九五○年

  代及一九六○年月农业与农村的回复,则又促进了一九六○年

  代中期以后工业化的进展,在克复后“台湾履历”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农村回复联合委员会”所推动的各项工作,施展了庞大

  的影响,进献很多。

  这部口述汗青接见纪录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弥补农复会的

  正式告诉及档案所未明言的部分史实、以尽力呈现汗青全貌,

  使当年农复会之精神与志业毕现当中,并存史实,以供商讨。

  汗青不仅存在于档案之中,更存在于人的记忆里。不为人所记忆的汗青,乃“死去的汗青”,其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力,明显是微乎其微的。而对记忆的发掘,开始自然是从看望事件当事人开始的。《“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汗青》就体现了这种将汗青细节予以保留和呈现的难得努力。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二):美国农业援华之背景回忆

  美国农业援华部分,自始至终,甚为和睦积极:与

  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年上半年间美援暧昧消极之情况,仿佛两

  个秉性完全不同之兄弟。农复会建立之后台与经过,文献完整,

  无须重述。仅愿就所以不同之原因,加以测度。料想那时美国

  国务院、国会与学院派中国通教授中,所谓“自由”派得宠,

  节制对华政策。原本立论已对国府不利,史迪威事件与马歇尔

  调处失利后,抑蒋捧毛之论调益张。测度那时此辈生理,不惜

  大陆陷共,中止美援,抛却台湾。但保守派国集会员,为周以

  德、诺兰议员等,以改良数亿大陆农人生活为题,在不能掌握

  美援全局之余,提出农业援华条款。此一题目,契合美国汗青

  精神与民族性格。杜鲁门总统勉予支持。“自由”派议员与国

  务院人员亦姑予同意。彼等或认为将农业援华经费限于总额十

  分之一,以此盏盏数,在既无军援,排挤美援之情况下,台湾

  终将落入中共之手。所派农复会美籍委员穆懿尔博士,则与周

  以德参议员早年均为山西铭贤大学农科教授,与“中华民国”

  情感深挚,故农复会美方魁首与国会保守派关系密切。

  台湾一九六五年即经济自足,进而发展至今日之地

  位,又岂彼等自由派所能逆料?农复会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

  一九五○年八月以半根线勉维美援于持续,在汗青上有非凡地

  位。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三):民国政府大陆期间没有土地改革吗?

  地皮改革

  故副“总统”陈诚老师于一九四○年任湖北省主席时,最

  早在该省十四县履行“二五减租”。国府于一九四六年批改公

  布地皮法与施行细则。一九四七年建立地政部,举办首次全国地政集会,筹备履行二五减租。足见履行地皮改革,政府早有刻意。尤其陈诚老师于一九四九年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对履行减租,已为平生第二次。故当中央政府与农复会尚在广州时,已于该年四月开始履行三七五减租。故“政府”建议在台处理地皮改革,征之上列史实,殆无疑问。

  农复会对地皮改清除地政组扮演正面脚色外,其他组亦曾

  扮演侧面之脚色:

  (甲)农人构造组——因公地放领与耕者有其田计划均规

  定农人以稻谷分期还清地价。地皮债券到期付现亦用稻谷,使

  各乡镇农会需要扩大稻谷货仓容量。农复会津贴农会建造货仓。

  粮食局在农会地皮上建造货仓,并委托农会代收农人交纳之地价谷贮藏,并付给到期兑现之地皮债券稻谷,凡此工作均付给

  手续费,为当时乡镇农会靠得住收入来源。

  (乙)动物临盆组——三七五减租法子划定佃农仅付两期

  稻作之租佃,或在雷同期间种植之旱作物。对冬季与夏季里

  作(在两期水稻收获与种植之间种植之短时间作物)均无须交租。

  农复会动物临盆组乃津贴农林厅各区改良场实行冬夏季里作栽

  培试验,增加里作作物品种,选择最好栽培方式,盘算两期水

  稻与里作之总收益总成本与总利润。选优推广,使台湾之复种

  指数,逐年增高,至一九六○年月之中期达到最高。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四):《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揭开台湾地皮改革究竟

  近些年来,跟着许多过去被工资遮蔽的汗青究竟渐渐浮出水面,公家对于汗青,尤其是与理想生活最切近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关注度越来越大,海峡对岸1949年以后的历史,则更是能够激发平凡读者的乐趣。

  台湾“土改”,作为“二战”后环球局限内土地改革的胜利典范,近些年来,其履历尤其受到国人的关注。

  在台湾经济发展、起飞的全部历程中,有一个机构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在台湾农业回复史、经济发展史,乃至在台湾全部的现今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个机构,就是至今大概仍不为大部分国人所知的“中国农村回复联合委员会” 。

  “中国农村回复联合委员会” 建立于1948年,1949年迁台。在台湾的经济发展中,该机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感化。迁台初期,农复会辅佐行政部门推动了台湾的地皮改革,辅助提高农业临盆力,使得台湾的经济发展有了坚固的基本。在农业范畴美援物资的利用上,农复会也起到了桥梁和纽带感化,令台湾顺利实现了利用外援发展农业的目标。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汗青》一书,系对当年深度介入农复会工作的十四位前辈所作的具体访谈实录,内容涉及台湾地皮改革、农会改组、农业技巧立异等史实,纪录翔实,是研究现代台湾农业与农村改革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关注台湾问题、“三农”问题与地皮问题的中国读者的必读之书。

  由于农复会在当年台湾的经济定夺中享有很大的影响力,其资深任职人员也基本都是留美返国人员,对于从国共内战到台湾经济起飞的全部汗青有着相当的分析。他们所供应的信息为我们今日认识和诠释汗青供应了新的视角和大概。例如,在书中,张宪文老师流露,早在1940年,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陈诚,就曾在他所管辖的区域内履行过力度不小的地皮改革,并获得了肯定的效果。内战开始后,由于地皮改革所需的基本水平已不复存在,尽管公民政府在1947年建立了地政部,预备推行土改,但汗青没有赋予机遇。

  同时,也无须讳言,国共两党在汗青上不同期间看待地皮改革的立场,以及台湾区域的地皮改革经验,也自然能为我们日后的改革供应某种鉴戒。

  本书作者黄豪杰,为台湾大学汗青系教授。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汗青》,九州出版社2011年9月版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五):台湾“土改”

  地皮、农村、农人历来是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反动的首要问题,中国人生来就是和地皮毗邻在一起的,有着先天的地皮情结。尤其在1948年以前,中国农业一直是自古相传的古老农业,小农经济,与地皮的毗邻更加密切。俗话说“得民意者得全国”的“民”通常意义上指的是“农人”,而得“农人”很关键的一条是如那边理“地皮问题”和“农业临盆问题”。从几乎全部历朝历代的农人叛逆的口号中都可以看出,“均地权”“不纳粮”是中国人不惜生命价值而奋发抗争的理想目标。直至今日,农人与地皮问题,仍然是中国社会各种抵牾当中最猛烈和最突出的方面。它是任何一个党派执政都没法躲避的。

  农复会全称“中国农村回复联合委员会”,建立于1948年10月。此时的公民党政府军事上失利,很快丢掉了东北,农复会在南京建立不足两个月即迁往广州,第二年9月又迁往台北,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开展工作。迁往台湾以后,农复会正式开展农村工作。开始是“地皮改革”。“平均地权”是孙中山老师的思想,去除对佃农的搜刮,亦去除农村借主与“政府”和农人沟通的障碍。其次改组农会,强化农会各种服务,辅助农人增加收入。除农村社会改革之外,还开始实行农技指导和改革。如推广堆肥与绿肥、实行猪种改良、改良种植、发展乡村卫生,兴修水利等。经过以上改革,到1965年二十年间,台湾经济实现自立,全部期间内农业快速减产,产品多样化,出口增加,实现“以农业提拔工业”之任务。农业绝对生齿达到高峰,以后逐年下降。

  台湾的“土改”与大陆的“土改”相比可谓“和风细雨”式的。我想关键原因是他们目标不同。大陆的“土改”目标在于笼络民气,夺取和稳定政权;而台湾的“土改”,基本目标是发展临盆,这大概也是两岸面临的汗青前提不同而造成的。到1965年,台湾农业临盆和农人生活遥遥领先于中国大陆,达成经济自足。可以说,没有农复会,台湾的农业不会发展得如此敏捷,也没法动员工业,也就没有以后的台湾奇观。农复会的履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具有鉴戒意义。

  这本书是当年加入“农复会”工作的一些资深人士“口述”而成的,每人所讲述的是自己在当年在农复会所从事的工作以及履历、领会、感触,有一些细节,可是庞杂、混乱,可以供研究台湾农业史的学者参考,对于平凡读者,也只是翻翻而已吧。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六):反动地皮有风雨无血腥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立时也要开始要做一本地皮改革的书,且大量资料也源于台湾土改,今日回头再看过去的批评,真是老练啊,必予记之。——2016.5.3

  九州出版社作为国台办下属翻台版书自然是有得天独厚的资本,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好在九州也算不负众望。连克制的《战争与革射中的西南联大》也引进了,缘何台版始终不行了,看来不止是经济利益的关系。台湾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了一个“口述汗青”系列非常好。这和我们大陆的语文教室口头学习作文的口头是两个概念(貌似如今也不怎么搞了?)口述汗青注重真实性与期间感,不能胡编乱造更不能胡乱堆砌。这就使得记叙者肯定要有相当深挚的文字功底与耐烦去发明再整理,而非涂脂抹粉。

  台湾土改相对于大陆同胞来讲,如果上了大学后就没看过不是为了考试的书,那么几乎不存在知道这一事件的大概。我把台湾土改称之为这一事件,是因为其目的不是为了分钱,不是为了复仇,也不是为了复仇和煽惑,去唆使甚么。而且今后土改中,我们大致的可以揣想被我们蔑称为殖民情节(类似于生理学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其实没有甚么可诘责的,我们更没有资格去蔑视。美帝以后是对蒋介石没甚么期望了,但相对于天朝的自己人先坑自己人,美国人即就是在作秀,那不纯的念头也被庞大的付出所交换回来了。这场土改缺少我们反动全部的喊打喊杀,鲜血与泪水。美国农业专家们进驻台湾两年一期,向台湾农人供应技巧与肥料与种子的各类支持,但不过问具体地皮政策的拟定施行。这在最高定夺机构的权限与设置中就可以看出来,农村服刑委员会的最高权利机构是委员会,最开始是五个人,三个台湾的两个美国的。后来人数缩减为三人的时候仅余一个老美。定夺接纳辩论方式,必要时邀请有关的组长与会说明。尽管农复会那时手中有大笔的钱,却很少产生以权术私,具体甚或批条子捞利益的事情,固然如果寡廉鲜耻的说着也有我们大陆政府的劳绩也是可以的,我们把自己的同胞逼到小岛上去,不干活就只能饿死嘛,客观上还得感谢我们。

  如当中一位口述者所说。国对国的救济其实不是一件轻易实现的事,单不说具体施行起来面临的人事钞票等等的难题,开始供应救济的国家必须有一种谦逊的立场,而接受救济的国家也必须有雅量,说的粗显一点,就是帮忙的不要嘴巴能,各处指手画脚自命为导师,受救济的不要有小媳妇心态,要么胆战心惊的怕人家走了要么老是疑神疑鬼的觉得人别有用心。土改后至今的效果来看,美国与台湾的联合是明显利大于弊的。这展如今台湾农业效果的方方面面,关键的是,亦如这位口述者所说,缺点其实不是没有,遗憾乃至另有很多,好比,人类的全部汗青都离开不了人和地的关系。对于地皮政策方面,那时可商议的地方另有很多……然而,我们如今不能否定的是台湾的农业,如今大打有机绿色牌,是国际认可的,尽管仍有不足,但真正的农业兴旺必然带动起全部农村的发展,毫无疑问,台湾做的很好,以至于四面八方的国家农业部门纷至沓来学习取经。而农复会的进献不仅止于此,他们留下的“不是我替你做,而是我辅佐你;也不会完事就不论,过后另有继承追踪”连续了早在抗战期间的北平教诲会,针对“农村的毛病”贫愚私弱归根结底需要教诲的辅助,对以后的台湾整体教诲都具有鉴戒性。

  本想在文末说说台湾土改的地皮易主问题,但看来没有必要了。在大多数的国家里新旧政权交换时,对于地皮的改革就意味着决死斗争,真正是流血反动,台湾的这场土改使我不情愿称之为土改的原因正是他居然没有血腥,在周密谨慎的考虑后,我们可以瞥见台湾地皮全部权的转移仅仅是宁静的转移,没有因契约易主而导致捐躯,谋划面积不变政策加上农人良好的经管认识避免了政府向地主购置,农人分期还债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乃至经济动乱,这毫无疑问也为台湾土改的成就添上了极为色泽的一笔。回头想想,好像也在情理之中,一代人有一代之风骨,果真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七):中国农业回复委员会之成立后台(摘抄)

  国共战争,自始对国军不利:我即是一九四五年年

  底抵达北平后,即知苏联已据英美俄雅尔塔密约先遗戎行进入

  东北,缴械日军,接管日本在东北全部武器弹药。拦阻国府军政人员进入东北。沈宗瀚老师那时为农林部华

  北区接收特派员(我等随同前去者为接收专门委员),兼东北

  区特派员。原定于华北区事毕后,另率一团赴东北接收,部分

  团员于一月底已抵北平待命。张莘夫惨案发作后,农林部即令

  沈老师暂缓前去东北。东北团中有一位中农所主办大豆研究之

  技士,还没有家室,自请独自前去,接收日本经管多年、改良大

  豆卓著结果之公主岭稼穑试验场(在辽宁西北,靠近长春市)。

  沈老师报部并私函钱天鹤次长奉准后,派其前去接收,并随带

  场长派任令,居然顺利接收。

  一九四六年间,留美多年已获博士学位者及战时由美租借

  法案派赴美国研习人员多量返国,加入北等分所任系主任与技

  正者颇多。一时人材济济,兴旺之气,冲淡了军事失利之气氛。

  一九四七年末,北平近郊(分地点西郊)静谧,

  但分所开始遭遇同仁出差赴分支场(石家庄棉花试验场,昌黎

  园艺试验场,与军粮城垦区工作站)之安全问题。幸同仁中(日

  管时雇用者)多河北籍人,能绕道而行,完成任务后安返北平。

  一九四八年国军在东北作大城捍卫战已近尾声,华北各省

  已成主要战场。我于该年七月奉派赴南京代表北等分所洽商当

  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华物资与计划。于九月初承沈老师嘱

  于十月一天随其转入农复会。乃于九月下旬返北平与北平分所

  同仁离别南下。时北平仍静谧,但与各分支场之间,已没法保

  持经常联络,幸薪俸与经费拨汇尚通。年末东北全失,原在东

  北之共军入关,北平亦失。从其中农所与北等分所之间落空联

  络。我为分所三百余同仁中独一及时离开者。以后军事急转直

  下。农复会十月一天在南京建立,十二月即迁往广州。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国军抛却南京、上海、武汉等重

  镇。农复会于九月迁往台北。中共于十月一天在北京建立政府。

  距农复会在南京建立整一年。

  (乙)美国立场扑朔迷离:国内报纸不时刊登美国揭橥非难苏联之行动。我等读报辄认为慰。但耐久乃知并无感化。一九四五年末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华,自荐调处国共纠葛,构造许多三人小组(国、共、美各一人)在各区域就地排遣纠葛。美救兵火弹药运抵中国者均存之货仓,须由美军签发。据传因欲强制和谈,签发弹药甚少。国家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曾军援步枪,抗战竣事时国军所用步枪一半已

  为美制步枪,国共和谈期间,国军一半枪枝乃有枪无弹。马歇

  尔将军航行各地观察小组工作,并与国共两边魁首会商,报上

  几乎每日均有其行迹。马氏于一九四七年头返美,行前公布调

  处失败。我等读报后预感局势不妙。马氏调处之一年间,共军

  在东北稳占上风,尽获日军库藏军火,并得在关内从容布置。

  马氏返美数月后,美政府公布取消一九四五年末曾原意之五亿

  美圆贷款。我等所觉得者为海内泉币贬值加快,薪给不时调整,

  仍追不上物价,生活日苦。

  美国经援中国之协定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始具名,数目不

  大,并附带美方有随时截至权利之申明。经济互助署(ECA,

  后ICA,再改AID)首任中国分署署长赖普汉同时抵华,当时

  报上大登。但其时东北已危在旦夕,华北战事已劣转,通货膨

  胀已至极度。政府八月刊行金圆券,以代法币。十月农复会在

  金圆券又开始贬值声中建立。十二月即迁广州。用金圆券发薪,

  但同仁领薪后马上向银楼兑换港币。一九四九年一月蒋公已宣

  告引退矣。

  农复会于一九四九年九月自广州迁抵台北,该年十月一天

  中共建立政府后,美国对台湾之立场似更冷淡。该年夏,蒋公

  已居台北,国府行政院在广州亦已准备迁台北办公。美官方虽

  仍公布支持蒋总统以“台湾为抨击基地”,但除一批肥料运抵

  台湾,用以开办肥料换谷外,好像别无其他美援物资抵达台湾。

  该年十一月美经合分署署长奉调返国,非但署长职务,交由农复会美籍穆懿尔委员兼代,其秘书长与总务长亦奉调返美,职

  务亦由农复会施行长(那时蒋彦士老师任副施行长)格兰特先

  生与总务长斯温老师兼代,该署美籍人员纷纷返国。据闻美内

  部已决定不复关心台湾之前程命运。此为“中”美关系之最低

  点。两边经济关系赖农复会半根线牵强维持。究竟上农复会美

  籍同仁,包括美籍华裔秘书蜜斯,均已奉命作随时撤退之准备。

  幸农复会美籍人员无一人离台,对农业援台份内工作,仍积极

  履行,并计划下年度工作。即使如此,我等华籍同仁难免各怀

  前程未卜之感。

  全国事有不可逆料者。一九五○年夏朝鲜战争发作。美国

  对台政策向居下风之保守派大哗,民意亦张。杜鲁门总统乃派

  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落第十三航空队协防台湾。八月重新宣

  布经援台湾计划。十月间中共以“抗美援朝军”赴朝参战,与

  以美军为主力麦克阿瑟将军统帅之联合国戎行正式作战。从

  此美国歌颂中共、美化“国府”之自由派论调渐寝。美国军、

  经援台认真施行。经合署另派分署长及一应人员来台,直至

  一九六五年六月三十日美满竣事。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八):那时所见中国农业问题

  那时所见到的中国农业问题

  一九四八年中国大陆之农村,主要仍为自古相传之农业(traditional agriculture)。那时中国并非缺少农业专才,已有各

  门各项之农业科技人材。因大学农学院在一九二○年以前已

  开始教诲英才,并实行作物育种等试验。国府建立后中农所于

  一九三二年,中棉所于一九三四年开始试验研究,故一九四八

  年时大陆已育成许多主要作物之改良品种,适应不同区域种植,

  亦已完成肥料三要素试验和病虫害防除试验。各区域主要作物

  已有肥料利用量与重要病虫害用药之建议。但除改良品种只要

  点滴在农村,即能自行散布外,其它各种均还没有法普及。主要

  原因为战乱不息,农业科技知识、农用物资与农贷灵通农人之

  管道未遑建立。兹简述如下:

  (甲)农业机构在狼烟中发展:中华民国虽于一九一二年

  即建立,前十六年为北洋军阀(即清代暮年已出任要职之甲士)

  操纵。除压制反动党人外,军阀派系之间,内战不息。对农业

  建立,无可足述。幸大学培养早期人材,并开始用新法试验。

  蒋公于一九二八年北伐胜利,建立国府。但曾加入北伐之多少

  将领(虽加入北伐,但非孙中山老师辅导之嫡派),仍操纵防区,

  并未输诚服从中央。同时,日军开始侵犯东三省,制造伪满洲

  国,以至一九三七年激发中日八年战争。一九四五年日本向盟

  军投降后,又继以国共战事。故中国之农业机构系在狼烟不熄,

  经费窘迫中长成。

  (乙)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一九二八年国府建立。

  一九三七年政府因中日战争西迁重庆。在此十年中,具体之农

  业建立为一九三二年在南京建立中央农业实验所,由副所长(部长兼所长,不到所办公)钱天鹤先生一手开办,罗致沈宗瀚、

  赵连芳、汤惠荪、马保之、卢守耕、刘淦芝、刘廷蔚及许多未

  来台湾之前辈。其他较年青一辈后来在农复会工作者如蒋彦士、

  金阳镐、欧世璜、龚弼、朱海帆诸老师与我,那时均为中农所

  技士或技佐。早年无农林部,仅在工商部(后改成实业部,战

  时政为经济部)内设农业司、畜牧司与林垦署。中农所那时除

  农业外,包括畜牧、林业与农经。一九三四年在中农所旁设立

  中央棉产改善所,一九三五年增设全国稻麦改善所,与中农所

  互助,实行稻、麦、棉三大作物之试验研究。但中国那时还没有

  农业推广机构。

  (丙)重庆抗战期间:一九四二年在战时重庆,农林始自

  经济部划出,建立农林部。钱天鹤老师于一九四○年出任经济

  部农业司长。农林部建立前任常务次长。因历任部长均为军事

  上将,钱老师负实际运筹战时农业之责长达六年,至一九四七

  年在南京时政府改组,由青年党魁首左舜生老师任农林部长,

  钱老师始离开农林部。在钱老师运筹之下,畜牧、林业与农经

  在重庆时自中农所分出,各自建立实验所,经济则为研究所。

  尤其关键者为一九四五年设立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中国方有

  农业推广机构。农推会,在前方各省设立推广生殖站,负责繁

  殖改良品各种子与推广。一九四六年政府还都南京后,农推会

  与推广生殖站之业务在各失陷日军之各省建立。但不久战事即

  恶化。推广工作,未及深入农村,大陆即“陷”共。

  (丁)肥料与农药:尽管肥料与农药利用,对主要作物而言,均已有根据试验所作建议,但因推广系统还没有全国性之设

  置,仅赖各试验机构与大学农学院在有限局限内处理,故不能

  普及农村。更基本之限制为农村交通还没有蓬勃,化肥与农药多

  赖进口。到岸价钱加以内陆运输成本,抵达农村时,其总成本

  已非绝大多数农人所能负担。海内有民营硫酸铔厂,范围不大,

  产品供沿海种植棉花、烟草与果树之农人购用。通常农民,当

  时仍以利用有机肥料为主。

  (戊)农贷:在中日战争以前,已由中国银行、上海银行

  与中国农人银行等在内地各省处理农贷。对象主要为农人不能

  自用及不能在通常市场出售之加工用农产品,如棉花与烟叶等。

  银行本身并无足够分支行与人员处理间接贷放。通常透过纺织

  业与制烟业之收购系统处理临盆贷款,亦可谓预付价款。农业

  试验机构亦透过此一系统推广改良棉种烟种、肥料与病虫害防

  治。在此范围内,农、工、金融建立良好关系。但面积最大之

  粮食作物,因各处可售,农人亦自家食用,农贷接纳较无把握,

  处理甚少。银行间接贷放予农人之另外一难题为除保甲外,农人

  还没有经济性构造。合作工作虽已推动,但还没有抵达有效服务农

  民之阶段。银行没法遍设分支行,雇用足够人员,以处理大量

  而每笔微小的贷款。总括言之,一九四八年时,农人主要仍须

  向私人假贷。

  (己)地皮改革:“平均地权”为孙中山老师民生主义重点

  之一。最早施行者系陈诚老师于一九四○年(中日战争期间)

  任湖北省主席时在该省十四县(其他县为日军占据)施行二五减租。可惜陈诚老师于一九四三年调任滇缅远征军总司令后,

  已见成效之减租工作,未能继承。日本屈膝后,一九四六年政

  府批改公布《地皮法》与细则。并于一九四七年建立地政部。

  中农所前农经系主任汤惠荪老师出任次长。同年秋季,召开首

  届全国地政集会。筹备择区履行二五减租。但因政府复员南京

  后,顷即受到国共内战与泉币贬值之夹攻,除多少区域小范围

  试办外,未能全面履行。汤老师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加入农复会,

  初任技正,农复会迁台后建立地皮组,汤老师任组长。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九):钱理群:你是我的爸爸啊,我却再也不敢正视你的脸

  按:钱天鹤 农业学家。1893年出生于浙江杭州,1972年8月20日去逝于台北。曾任金陵大学教授、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抗战期间曾任公民政府农林部次长。1949年以前任台湾农业回复委员会农业组组长等职。

  先父钱天鹤老师是中国现代农学先驱者之一,曾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抗战期间曾任公民政府农林部次长。一九四九年以前任台湾农业回复委员会农业组组长。因开辟金门岛有功,先父归天后,金门岛人民在岛上为先父建立铜像,以志纪念。

  这一两年,竟持续地写起追悼作品来——每一篇都还清一笔精神的债务:给老师,给亡友,给…… 最应当还清的,留在最终。

  我不知道该写甚么,该怎样去写——我几乎无“话”可说,却又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

  因为你留给我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

  因为我永远解脱不了你,我的命运与你牢牢相连。

  哦,你是我的爸爸,我是你的儿子。

  明年某月某日——我乃至都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是你的生日百周年祭日。在这多雪的北方的清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着遥远的南国的海的那一边,端坐在酷寒的石座上的你,却没法设想,更不能具体地说出:你的容颜,你的声音,你的思想…………你对于我,永远是一个生疏的存在,一个还清不清的精神的借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从记忆的坟墓里,发掘出你的形象;但劳绩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的冬季,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静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壳的小男孩,在吃着甚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

  这惟一留下的刹那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射中的永恒:爸爸,你那里知道,你的沉静,浅笑,连同你的一声慨叹,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各处品味,暖和着,又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低落的心!…

  另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浅笑。这已经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寝室里,你日夜陪同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缅怀你——我们已经风俗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评论公务,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浅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平静感。“那是我的父亲,爸爸。”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但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老大和三哥。这时候,我好像觉得了一种生命的繁重与凄凉,但也只是刹那间的觉得,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而且永远在房中消失时,我才开始觉得了你的份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先还是中门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却不敢启齿。还是“新姥姥”——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肯定记得的——悄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峻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那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清楚觉得一种精神的威压,而今后母亲死通常的沉静尤使我不安,今后,不祥的预感便覆盖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磨练终归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十四岁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14岁,就应当(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却遭到了回绝,尽管那时我是全校老师、门生公认的“学习、人品兼优”的模范门生。面临这好天轰隆般的攻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马上产生了“低人一头”的辱没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酿成“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形: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密友,一脸严厉地告诉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反动”的父亲划清界限。“反反动?!”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透记忆深处的严厉、沉静、浅笑着的你,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反动”联在一起?!在我如此的 14岁的中门生的心目中,“爸爸”与“反动”,都同样神圣,如今却硬要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火残酷,我觉得了挖心掏肺般的疾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密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抵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构造交给他的任务,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热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老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忽然沉静下来,用迫切的目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甚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是过于繁重的精神的负担,然后可以痛利落快地去做我们情愿做的事——我的伙伴那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情于作词,我们本是天然的互助者……但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怔地歉仄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好像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冷静地站起来,我也冷静地送他抵家门口,空气繁重得令人梗塞。我真想请求他不要再来,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在同一个时刻,一分也不差。呵,爸爸,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复兴奔波,你固然不会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儿子经受了如此的精神折磨!但我却于是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着那过去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冷静地想:如果爸爸的形象也能像画像一样永远消失,如果我基本没有如此的父亲,那该多好。呵,我竟敢否定自己爸爸的存在,我这罪孽极重的儿子!我为自己的念头吓坏了……

  今后,“与反动爸爸划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远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终归从北京放逐到了贵州安顺,正是传说中的“夜郎国”的地点。在我简朴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我从母亲那里要来的。但我从不敢翻出来,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立功;但又始终保留着,我知道那是我们父子间最终的精神联络,不论看与不看,“他”存在着,这就足以给我的越来越孤寂的心以某种抚慰了。但切切没有想到,这一点“抚慰”竟使我付出了极大的价值:“文化大反动”中,当红卫兵从我的箱底里翻出这张照片时,我再也逃脱不了“反反动孝子贤孙”的“罪名”。面临着红卫兵的诘责,我无言以对,那时正盛行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逻辑,我也为自己的“勇敢”(解放后几十年,还保留着爸爸的照片)吓蒙了。我惟有低头,认罪,后悔,说不上热诚还是不热诚,只恨不得切断一切社会联络(因为每一个联络都是一种罪恶),还一个一无牵扯的“自己”。于是,当以后黉舍“反动师生”给我“平反”,将爸爸的照片还给我时,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事情过去好久以后,我才惊讶自己那时的平静。记得有一位门生提出了贰言,他问我:“儿子为甚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爸爸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奇怪:我已经心如死灰,认为人凡间早已无情感可言,更不说父子之情……

  但我很快就受到了赏罚:当我得知爸爸1972年在台北悄悄去世时,我才蓦地觉悟:我做了一件那么恐怖的事情——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形象!呵,我这大逆不道的、罪恶极重的儿子。

  尽管70年月末,客居美国的三哥返国,又带来了爸爸的照片,我却再也不敢正视。我的面前,永远晃悠着那地狱般的图景:我亲手扑灭的火,一点一点地吞噬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浅笑,连同他对我的全部爱和期待!

  我仿佛又听见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爸爸的那一声慨叹……

  哦,你是我的爸爸,我是你的儿子!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十):寻找钱天鹤

  按:在《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中,反复提及一位人物的名字:民国农学派代表人物、胡适在美念农科时的同学钱天鹤,其子嗣中有两位非常知名,一位长子、知名水利学家钱宁教授,一为著逻辑学者、公共知识份子钱理群老师。

  寻找钱天鹤

  张晓良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于1990年、2000年、2010年分别举办了建所60、70、80周年庆典。我有幸躬逢其盛,介入了庆典筹备工作。60年所庆,我吊挂气球(下缀庆贺口号),迎宾签到。70年所庆,我是《水经新注 生命乐章——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70年》留念文集(含部分图片)的责任编辑。80年所庆,我是《著江河湖海新华章》(留念画册)和《为有泉源活水来》(留念文集)的责任编辑。

  2000年起,我搜寻史料,向研究所的老人就教,写出10余篇“所史回忆”作品,陆续刊发在我主编的《水生所简报》(2000、2001、2002年)上。在此历程中,我发明以往对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汗青博物馆首任主任钱天鹤少有提及,便于2000年写出《国立中央研究院及自然汗青博物馆建立经过》,2001年写出《自然汗青博物馆诸位筹备委员简介》,2005年写出《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汗青博物馆主任钱天鹤事略》。2009年是中国科学院建院60年,请求各研究所撰写本所简史一篇。我在起草水生所简史中,留意在机构沿革部分弥补了钱天鹤相关内容。

  2010年筹备80年所庆时,我经过网络、信函、固话,辗转与钱天鹤哲嗣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获得联络,蒙其捐赠《钱天鹤文集》(已转送水生所图书馆),得以将钱天鹤肖像图片收入所庆留念画册,将迄今发现的钱天鹤独一的一篇与自然汗青博物馆相关的文献收入所庆留念文集。过后将所庆留念画册、文集各两册寄赠钱理群。

  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汗青博物馆主任钱天鹤事略

  钱天鹤(1893—1972年),字安涛,生于浙江省杭县(今杭州市)。农学家、现代农业科学的前驱者,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主要开创人。1913年结业于北京清华黉舍高等科,1913—1918年就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并获农学硕士学位。1919—1923年任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1925—1927年任浙江公立农业专门黉舍校长,1927—1929年任南京公民政府大学院(教诲部)社会教诲组(司)第一股(科)股(科)长,1929—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自然汗青博物馆筹备处常务委员、博物馆主任、顾问。抗日战争期间从事农业行政工作,先前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常务)兼全国稻麦改善所副所长,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林司司长,农林部常务次长。对发展大前方农业临盆,非常是粮棉临盆有重要进献。台湾克复后,置身台湾,介入农业政策和施行纲领的拟定,对规复和发展台湾农业施展了关键感化。暮年投身金门、马祖两岛的农业建立,结果卓著,甚受两岛人民的敬仰。《中国科学技巧专家传略钱天鹤》作者评价:钱天鹤平生廉洁,对人仁厚和睦,肝胆相照,对于落后和部属,常予扶直提拔,助人而不求人知。他公而忘私,夺目精悍,考虑精密,审慎从事,用人唯才,实事求是。其品品德为,令人佩服。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前身是1930年建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汗青博物馆。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为院长。时设天文、景象、社会科学、物理、化学、工程、地质、汗青语言等8个研究所。1929年1月,蔡元培院长聘李四光、秉志、钱崇澍、颜复礼、李济、过探先、钱天鹤7工资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委员会委员,以钱天鹤为常务委员,筹备处设立于南京成贤街46号。当月30日,筹备委员会开会,决定博物馆命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汗青博物馆。由于筹备委员中有出国者,有病故者,当年7月,由院长改聘李四光、秉志、钱崇澍、李济、王家楫及钱天鹤6工资筹备委员,仍以钱天鹤为常务委员。筹备历程中,经过人员名单、筹拟计划,装置标本,建筑衡宇,布置园场等项工作接踵完成。至1930年1月筹备大致就绪,于是取消筹备处,由院长聘钱天鹤为主任,李四光、秉志、钱崇澍、李济、王家楫为顾问,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汗青博物馆正式建立。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告诉自然汗青博物馆告诉》载:本馆以主任综理全馆事务。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总告诉自然汗青博物馆告诉》载:全馆之事,则由馆主任钱天鹤综理一切。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告诉自然汗青博物馆告诉》载:本馆构造,可分三项述之:(甲)研究:动物组、动物组;(乙)事务:主任钱天鹤;(丙)顾问:李四光、秉志、钱崇澍、李济、王家楫。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一年度总告诉自然汗青博物馆告诉》所载构造如二十年度。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二年度总告诉自然汗青博物馆告诉》载:仍分研究、事务、顾问三项。(甲)研究:动物组主任伍献文,动物组主任邓叔群;(乙)事务:主任徐韦曼;(丙)顾问:钱天鹤、秉志、钱崇澍、王家楫。并列出一表,伍献文、邓叔群、徐韦曼三位主任与四位顾问列在同一层次。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三年度总告诉动动物研究所告诉》载:“本所原名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汗青博物馆,自今年度七月一天起,为契合本院构造法中所划定之名称起见,乃改为动动物研究所,仍暂分动物动物两组,王家楫任所长,七月到所视事。自然汗青博物馆主任钱天鹤、徐韦曼接踵告退。顾问七人:钱天鹤、徐韦曼、秉志、钱崇澍、胡先骕、李四光、李济。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四年度总告诉动动物研究所告诉》载:通信研究员四人:秉志、钱崇澍、钱天鹤、胡先骕。

  笔者根据现有史料试作如下分析:

  1929年1月-1930年1月为自然汗青博物馆筹备期间。钱天鹤既有学者之望、又负官员之责,故受蔡元培院长之聘,以常务委员负责筹备工作。

  1930年1月-1934年7月为自然汗青博物馆发展期间。初期百事待举,钱天鹤以主任综理全馆之事。

  中期全馆研究、事务、顾问三项并重,加上钱天鹤兼任浙江省建立厅农林局局长(1930-1931)、担任中央农业实验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31年),钱天鹤主任之责稍减。

  末期钱天鹤担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常务)、兼全国稻麦改善所副所长(1933-1937年),故辞去自然汗青博物馆主任一职,改任顾问。此期间研究工作渐渐加强,动物组主任伍献文,动物组主任邓叔群与负责事务之主任徐韦曼并列。

  1934年7月起自然汗青博物馆更名动动物研究所。钱天鹤任通信研究员,类似于今日之客座研究员或声誉教授,又规复了他原本的学者身份。1944年动动物研究所分建为动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钱天鹤临时兼任动物研究所通信研究员。

  (2005年10月一稿,2008年9月弥补。)

  参考文献:

  1、《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告诉》

  2、沈志牛,《中国科学技巧专家传略农学编农业综合卷卷1钱天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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